我曾经在中华书局编过《书品》杂志，编发过杨伯峻、陆宗达、周祖谟、王锺翰、胡厚宣等学界前辈介绍自己在某一学术领域研治学术的心得体会和甘苦得失的文章，得到很好的反响。后来又产生了赶紧把这些老先生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抢救”下来的念头，尤其是听到一些老先生辞世的消息，更让我觉得必须要赶快动手。
想到这儿，我再也坐不住了。既然是抢救，应该先从老一辈学人做起，于是先开列了一张名单，同时，根据每位先生的治学领域，规定了题目，一律用“我和（或我与）××××”为题。在完成本职工作后，我便“按图索骥”，开始了紧张的组稿工作。也不知跑了多少路，写了多少封信，打了多少次电话，总算催回了40篇文章。这些老先生的年龄绝大多数都在80岁以上，经过编辑加工，便以《学林春秋》为名，交给中华书局发排了。按说做到这儿，我可以停下来喘口气了，可我的脑子偏偏不肯停下来。总认为书中还存在着一些缺憾，有些先生的稿子还没有交来，有些先生因当时生病住院而未能写出来，如周一良先生尚未写出《我和魏晋南北朝史》一文，而邓广铭先生竟一病不起，永远无法完成《我和宋史》一文了。但我一直耿耿于怀，总觉得应该想方设法补就一下才好。后来，在参加“纪念邓广铭先生逝世一周年”的会上，得知先生曾在生前写过一篇自序文章，一直没有发表过。当我要来这篇文章时，一看真是喜出望外，题目是《我和辛稼轩的因缘是怎样结成的》，就像是先生专为《学林春秋》写的。接着我又一连几次去看望周一良先生，嘴上说是去给先生请安，可心里总惦着那篇文章，先生当然明白我的意思。最后，我终于拿到了周先生的《我和魏晋南北朝史》一文。与此同时还陆续收到了顾学颉先生、袁珂先生、方龄贵先生、巫白慧先生、韩国磬先生的文章，他们的年龄亦在80岁以上。
我在组织80多岁老先生写文章的时候，已开始意识到不应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六七十岁的学者宝贵的治学经验也应该及时地加以总结。说干就干！经过思索商榷，最后确定下来的有近百位。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何况他们都是一些大名鼎鼎的学者，教学、科研和社会活动是很多的，要想让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内，把稿子都写好交上来，谈何容易！于是乎，我便使出了做编辑应该具备的“精诚所至”式的催稿本领，不厌其烦地打电话或写信去催稿。如冯其庸先生，虽答应写稿，但身体一直不好，血压很高，催过了几次，按说已经尽心了，可一想到少了冯先生的《我与〈红楼梦〉》一文，就少了一个方面，没法向学术界交待，只好狠狠心，接着催，直到先生抱病赶出了稿子，我才放了心。李学勤先生可是举世公认的大忙人，虽答应写稿，却迟迟没能兑现，而且连他人也找不到。每次打电话，多数都是他老伴接，劝我放过先生。我知道先生负责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确实忙得不得了。但我想《学林春秋》本身也是一个工程，少了先生也是不行的。于是我反过来劝说他的老伴，让她帮我催先生写。这一着还是很“灵”的，最后先生总算把文章寄给了我，不过，不是从本地，也不是从外地，而是从美国，先生利用学术交流的机会，在美国写好后给我寄来的。田余庆先生的文章是最后一个交我的，其时，二校样都快排出来了。我最早当面约先生写稿时，先生是答应写的，但因为身体的原因，加之先生一向为人谨慎认真，不愿轻易落笔，所以又说不写了。但由于田先生在史学界中的地位和影响，了解此事的人总要问我：“田先生写了没有？他不写可不行啊！”徐苹芳先生就曾不只一次地问过我。经他这么一问再问，加之我本就不甘心，于是又去拜访田先生，旧话重提，并告之，先生不写，我无法向学术界和读者交待。先生见了，知道拗不过我，只好重新答应了。等我拿到稿子后，赶紧插入已排出的二校样中，长期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
现在，这套书终于由朝华出版社出版面世了，我相信该书的出版，不仅可以给广大的青年学子探寻治学门径以重要的启迪，而且，在将来研究和总结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时，也有一批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可资借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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